郭鬼子之所以反奉，我个人认为是人生经历和思想派别占据了主要因素，而少帅的力挺和老帅的轻视让郭鬼子内心的野性和气节爆发，成为了反奉的导火索。

早期经历

据传，郭鬼子一族还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，不管真假与否，哪怕是自己标榜的，也说明了郭鬼子心中是有将门之心的，而在清末的战乱中，郭松龄一家也落魄无比。但这种落魄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，而郭家依然能让郭松龄在私塾学习就非常难得，这种儿时的落魄始于战乱就会对心里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。

1903年，郭松龄师从董汉儒，希望学有所成从而济世救国，但日俄战争的爆发不仅打破了其家乡的宁静，还逼得郭松龄无法继续学业，从军报国也就成为郭松龄最现实也最最理想的选择。 后来郭松龄进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学习，在这一新型军事院校的学习生涯中，接触到同盟会成员方声涛，受到民主革命的思想的影响。这也是郭松龄在思想意识中接触到的最为系统的思想理念，在这个理念中，救国救民的伟大报复是高于任何军阀内战的。

郭松龄毕业后，工作能力得到朱庆澜认可，郭松龄至此紧随人生中第一位贵人。郭松龄与朱庆澜一同入川后，任第六十八团连长。朱庆澜本人很支持同盟会，如程潜、方声涛这些同盟会成员也都在朱军中成立了秘密组织，郭松龄也顺理成章的加入了新军同盟会。

当朱庆澜势力落魄之后，郭松龄也只得回到了奉天，参加促进会起义前夕败露被逮捕，若非韩淑秀冒死相救，估计也没后来那么多事了。郭松龄与韩淑秀结婚后踏踏实实过日子，自学考入中国陆军大学，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。后追随孙中山参加**运动，失败后再次回奉天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。从郭松龄早起的经历来看，其内心所向是极具革命思想的，在这种思想下，奉系军阀就不会成为其久居之地。

派别之争 “我就是茂宸，茂宸就是我”——张学良

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与郭松龄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，经张学良的推荐，郭松龄被张作霖委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。1921年，张作霖又委任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，与张学良领导的第三旅组成司令部。第一次直奉战争中，奉系全线溃败，只有少帅与郭所领东路一线获胜，张作霖也从此开始任用郭松龄、杨宇霆等新派改革军队，三省统一为“东北军”番号，取消师制，改为旅制，推行军需独立，训练新式战术技巧，成果明显，也标志着“老派”里张作相、张景惠、汤玉麟、孙烈臣、吴俊升等人开始走向衰落。

“大公无私、量才使用、信赏必罚、甘苦与共”。——张作霖

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中，奉系击溃直系吴佩孚。郭松龄也因此出任了京榆驻军司令部副司令，继续辅佐少帅张学良。但在这次的战争中将韩麟春、姜登选等“士官派”与郭松龄的“陆大派”矛盾完全暴露出来，郭松龄甚至是公报私仇的将姜登选处决。而姜的事件背后是杨宇霆关于江苏和安徽分配的问题，郭松龄的既得利益被杨宇霆分化掉，这就是“新派”两大阵营高层之间最核心的问题所在。

其实郭松龄在奉系高层有着张学良的力挺，加之自身能力过硬，混的是不错的，但奉系内部的派系之争，使郭鬼子在老帅面前得名不得实。杨宇霆的背后是老帅的无限信任，而郭松龄虽然得到张学良的支持，但毕竟东北王是张作霖，当郭松龄面对韩麟春的激将，一气之下撤军后，张学良也顶不住压力的质问郭松龄，而郭松龄表现的极度委屈，流着泪回复张学良“我违犯了军法，现在只求一死！”

民族情节与野心爆发 “精兵强卒、保卫桑梓、开发东北、不事内争、抵御外侮。”——郭松龄

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，张作霖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占领南方各省，这与郭松龄的政治见解是完全违背的，郭松龄向奉系高层提出的意见是退出关内，保境安民，但张作霖并不采纳郭松龄的意见，而是意图按照杨宇霆的政治规划，亲日强己，达到南下扩大势力的目的。

“要把东北事情办好，只有把杨宇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，请少帅来当家。”——郭松龄

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并未落到实际好处的“炮头”郭鬼子，在面对政治意见的排挤后，就开始表露出反奉的心态，名为赶走杨宇霆，实际上是针对张作霖这个看东西，意图做一回尉迟恭扶持少帅上位，但张学良不是***，大逆不道的事他是不会做的，郭松龄也就慢慢的没有了耐心。

当郭松龄出访日本时，得知张作霖拟以“落实二十一条”为条件，向日本购买军火以对付南方国民军时。强烈的名族气节激怒了郭松龄内心膨胀的野心，这种民族气节是其一生经历中受尽战乱之苦，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结果，而野心则是受尽政治排挤，私欲得不到落实的失望与委屈，郭松龄扬言“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，我就打他。”

随后的事也就是联合冯玉祥反奉，不管冯玉祥给郭松龄开出的条件如何，其动机都不应该是冯玉祥的条件，此处的民族气节是有的，而野心也是有的，这种野心不是冯玉祥能给的。